第二章 七天工资
第一辆运送青晶灵矿的车在中午十二点四十六分停了。
不是遇袭。
司机把车停在米乐城外环，熄火，拔掉钥匙，然后坐在路边抽烟。
后面十一辆车跟着停下。
理由很简单。
叶会拖欠了三个月的危险线路补贴。
赛琳娜赶到时，司机们正围着一口铁锅煮面。
没人起身欢迎总裁。
一个满脸晒斑的中年司机递给她一张皱巴巴的补贴单。
“二阶堂总裁在的时候，迟过两天，没迟过三个月。”
“账上显示已经拨付。”
“那钱去哪了？”
赛琳娜没有说“我会调查”。
这种话在叶会一天能说几百次。
她看了看十二辆装满青晶矿的车，又看了看远处贫民区屋顶。矿车一停，机甲工坊今晚就要减产；继续拖下去，七天后董事会不需要罢免她，工人自己会先把她赶走。
她问财务主管：“补贴多少？”
“本批线路一共六十二万。”
安全委员会不会批。
赛琳娜打开随身终端。
个人账户里还剩七十九万艾尔达币。
她把六十二万转了出去。
司机们的终端陆续亮起。
没人欢呼。
晒斑司机只是把烟摁灭。
“总裁，个人钱填公司的洞，填不了几次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父亲也这样干过。”
赛琳娜抬头。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十几年前。后来他把那个财务负责人送进了矿井，不是让他挖矿，是让他跟着车跑了半年账。出来以后那人再没敢偷。”
司机顿了顿。
“你别学他掏自己的钱。你得找偷钱的人。”
这句话比董事会上的八票更难听。
因为他说得对。
矿车重新启动。
赛琳娜却没有回总部。
她坐进最后一辆车，沿着路线一路往回查。
三个月危险补贴，账面上每月都由总部拨到“运输风险池”，再由第二分区财务拆分给司机。总账没有问题，分账也有签字，唯独十二名司机的个人入账记录是假的。
有人伪造了末端凭证。
而负责第二分区财务的人，昨晚刚刚辞职。
“人呢？”
“失联。”
“家属？”
“妻子和孩子上午离开迪特斯，买的是去北部边境的票。”
赛琳娜盯着路线图。
太干净了。
像有人故意留给她一条能追的线。
下午，她带两名审计员去了那名财务负责人的住处。
房子已经空了。
楼道里有两个邻居探出头，又很快把门关上。审计员敲了三次门，没有回应。物业说这一家凌晨走的，行李不多，孩子还穿着睡衣。有人看见那个男人在楼下和一辆没有牌照的旧车说了十分钟话，之后再没人见过他。
赛琳娜让审计员别撬锁，先调合法授权。等手续的二十分钟里，她站在楼梯间闻到一股煮焦的牛奶味。门口鞋架还摆着三双鞋，一双男人的皮鞋鞋底裂开，一双女鞋很旧，最小那双儿童雨靴上画着歪歪扭扭的白鹿。
“像逃得很急。”年轻审计员说。
“也可能故意留成这样。”
“您觉得他卷钱跑了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
赛琳娜在取证单的“初步判断”一栏停了两秒，最后只写了四个字：证据不足。她没有勾“卷款潜逃”，也没有勾“受胁迫”，把两格都空着。
授权下来后，门锁由物业当场开启。房间里没有翻找痕迹。餐桌上压着一张幼儿园缴费提醒，截止日期是昨天；垃圾桶里有被撕碎又粘回去的工资单，连续三个月的到账金额都比系统记录少。审计员把碎片铺平，发现差额恰好等于那名财务负责人经手的几笔“临时运输补贴”。
“他可能在挪钱补家里。”审计员说。
“也可能有人故意让他看起来像这样。”
厨房水槽里泡着一只没洗的碗，水已经凉透。赛琳娜用证物袋垫着手，把碗旁那张催款单翻过来；背面是孩子用蜡笔画的一只白鹿。她没再问“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”，只让审计员把时间、金额和通话记录分别编号。
她让两名审计员分开做事：一个只查叶会账，一个只查这家人的债务与出行，不允许两组在拿到原始材料前交换结论。这样会慢至少半天，却能少一点先入为主。
“如果他真拿了钱呢？”年轻审计员问。
“那就追钱。”
“如果他是被逼的？”
“先把人找到。”
“如果两件事都是真的？”
赛琳娜顿了顿：“那就两件事都算。”
卧室抽屉里还压着一封没寄出去的辞职信。那名财务负责人写得很潦草，开头只有一句：我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但如果现在走，他们会去找我老婆。
后面半页被撕掉。
审计员下意识说：“这能证明他被威胁。”
“不能。”赛琳娜把信装进证物袋，“只能证明他想让某个人相信他被威胁，或者他真的害怕。别替纸说它没说过的话。”
他们又在阳台找到一只摔坏的旧通讯器。最后一次拨号不是叶会，也不是地下钱庄，而是市立儿童医院。通话只有十一秒。医院记录显示，对方问的是一笔已经逾期的手术尾款。
年轻审计员沉默下来。
赛琳娜把假补贴凭证、医院催款记录和那封残缺辞职信分成三只证物袋，摆成一排。钱确实少了，孩子也确实在等手术。她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件盖到另一件上。
她让人先冻结那张地下借据的利息扩张，不是免债，只是禁止在失踪调查期间继续滚利。这个命令会让叶会面临越权投诉，她还是签了。
“如果他是主动跑的呢？”审计员又问。
“找到以后再算。”
“您不怕被说心软？”
赛琳娜看了一眼那只儿童木马：“怕。但怕被人说，比怕算错一个人便宜。”
离开房子前，赛琳娜让物业重新把门封好，并在封条上同时写叶会、物业和审计组三个编号。她不想让任何人之后轻易声称“在调查期间发现了新的证据”。
楼下，一个邻居追出来，小声说那男人前几天曾在楼梯间哭。邻居又马上补了一句：“我可没说他是好人。”
赛琳娜点头：“哭过也不能证明。”
赛琳娜把邻居的证词单独封存，没有和账目证据装在一起。临走前，她在封条上又加了一笔：哭泣不作定性依据。
衣柜里剩着三套旧西装，冰箱里还有半盒牛奶。桌上放着一只儿童木马，木马底下压着一张米乐城地下钱庄的借据。
债务人不是那个财务负责人。
是他妻子。
欠款一百八十万艾索币。
债权人栏没有名字，只画了一只虎眼。
札虎杰。
赛琳娜把借据放回原处。
审计员问：“要不要报警？”
“报了，他妻子和孩子先死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赛琳娜没有立刻回答。
赛琳娜低头看那张虎眼借据，又看门口那双儿童雨靴。所谓“灰色产业”第一次在她眼前有了具体形状：十二辆停运的矿车、一笔被截走的补贴、一张北上的车票，还有医院只响了十一秒的电话。
她把借据装回证物袋，没再说“先抓谁”。只问审计员：“妻子和孩子现在到哪一站？”
晚上回总部，莫名其妙少掉的补贴刚查到一半，坏消息又到了。
安全委员会以“总裁擅自动用个人资金干预公司债务”为由，暂停她接下来四十八小时的财务签字权。
这是戴文的回应。
她救回了十二辆矿车。
代价是两天之内，她连一张十万块的采购单都签不了。
办公室里只剩她一个人。
赛琳娜重新打开父亲的日记。
她没有看正文。
她把日记倒过来，检查纸张边缘。
第二页被撕走的地方，有一小块没撕干净的纤维。
上面残留着半个字。
不是“戴”。
不是“影”。
像是一个“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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